[学术观点]刘 平 刘润雨：近年傩文化研究及其趋势

近年傩文化研究及其趋势

刘 平、刘润雨

摘  要：在民间信仰领域，与“萨满”类似，近年“傩”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用“文化”、“现象”以及“傩”这个词本身来加以描述，而非使用“萨满教”、“傩戏”等具有清晰形态界定的词，或者说不提倡“定性”，这反映出“傩”研究面向的愈加丰富以及学者们对“傩”这一现象本身的诸多省思。这种研究现状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相关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有很大差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傩”本身的社会内涵十分复杂。本文根据近年傩文化的研究重点与研究方法，将既有研究进行大致分类，并指出傩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傩文化；文献综述；田野调查；历史学范式

原文载于《东方哲学与文化》第1辑，文章内容有删节

弁 言

关于“傩”之定义，学界现在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傩”是上古先民创造的一种“驱逐疫鬼”的原始宗教活动，在其发展中混合了诸多原始巫术与佛教、道教因素的一类祭礼活动，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还加入了当地少数民族信仰。目前中国傩文化的主要分布地有：安徽贵池、徽州；贵州德江、威宁、安顺；江西南丰、婺源、万载、萍乡；湖南中部（古梅山地区）、湘西；湖北鹤峰、恩施等。各地区对于“傩”的叫法并不统一，贵州、湖南等地习称“傩戏”、“傩堂戏”、“傩愿戏”，四川、山西的一些地方叫“端公戏”，广西壮族地区习称“师公戏”，少数民族还有很多民族语的叫法，比如侗语叫做“冬冬推”，藏语叫做“羌姆”等。可见，在各种称呼中，对于“傩”形态的界定出现最多的是“戏”，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又有学者专门区分“傩戏”与“傩祭”，“傩戏”与“傩舞”，“傩戏”与“傩俗”等词。其区分不无道理，但语义上的探讨太过繁复，难免容易引起混淆，所以，对于这些称呼，曲六乙主张“为研究方便起见，我们可以统一称为傩戏”，但笔者以为“傩文化”一词的概括性更强，并在行文中尽量采用这一称呼。本文将对近20年关于傩文化的研究进行梳理，从中探索今后傩文化研究可以开拓发展的方向。

除了以上会议、区域、专门戏种的研究综述外，刘兴禄的《20世纪以来中国傩文化研究述评》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傩文化的研究，归纳出三大争议问题——傩起源的时间、地点、原因；指出“泛傩论”的危害；总结了1980年代以来傩文化研究的七个主要面向：1.历史源流，2.定义，3.分类和特征，4.传播，5.表现手法，6.面具特征，7.结构类型意义；作者认为未来可以进一步开发的领域是傩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傩的动态变迁过程、傩与乡村文化建设等方面。作者所指全面细致，但稍显繁琐，比如很多有关历史源流的研究多半都谈到傩的定义问题，面具特征与表现手法也有相通之处。就其展望而言，从近年的文章尤其是一些硕博论文看来，傩与民众生活、乡村的关系确实是越来越突出的一种选题趋势，但在这一趋势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一些新的值得一提的视角。本文在刘兴禄文章的基础上与之对话，试图对近20年傩文化研究及其趋势进行重新梳理，并探讨其中体现的历史学研究范式的变迁。

一、傩文化的早期学术史概况：1998年以前的归纳

（一）表演形态本体研究：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初兴

在建国后文艺界逐渐繁荣的背景下，从1950年代起，舞蹈界对于“傩舞”、“傩乐”的关注开启了专门化的傩文化研究之先河，当时由于江西南丰傩舞名声日盛，并有舞队在全国各地演出，舞蹈界的一些学者写出《桂北“跳神”》、《江西省“傩舞”调查介绍》等文章。同时，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分别于1956年、1957年在北京召开，地方戏曲尤其是民族戏曲的普查与搜集工作开始进行，一些傩戏品种得到戏曲界初步认可。

1960年代出版的《湖南音乐普查报告》，统计了湖南各种民间音乐类型，有专门介绍“阳戏”、“傩愿戏”的部分。1970、80年代，《漫话广西桂林傩舞》、《贵州傩坛戏音乐》、《傩舞简论》等文章发表，都属同类型的研究。1980年代还召开了四次有关傩戏的学术会议，傩文化研究由此兴盛。这一时期研究傩文化较为全面且成体系的是曲六乙，他将“傩”归纳为4类：1. 民间傩；2. 宫廷傩；3.军傩；4. 寺院傩。这一分类后来时常被学界引用（庹修明增加了一类，即“官府傩”）。

1980年代傩文化研究的火热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兴起关系密切。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 Frazer）、马林诺夫斯基（B. K. Malinowski）、拉德克里夫·布朗（A. Radcliffe-Brown）等人开创的社会人类学开始在中国受到关注。马林诺夫斯基强调社会成员的“需要”与社会文化的“功能”之间的相互匹配，其开创的 “参与观察法”以及他在太平洋岛屿对当地土著的调查促进了田野调查之风的兴起。与马氏不太一样的是，布朗更强调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认为社会文化的功能是为了维持已有的社会结构，而不是社会成员的需求。真正将社会人类学的视野、田野调查方法用于中国研究的，则是1930、1940年代马氏的学生费孝通和曾在哈佛学习人类学的林耀华等人对中国江苏、福建等地乡村社会的调查，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与林耀华的《金翼》是汉学人类学的开创之作。汉学人类学领域的开辟吸引了更多学者去做田野调查，对傩文化的在地关注也就应运而生。

1990年代开始，有关傩乐、傩舞、傩戏的研究愈加丰富，各类戏曲杂志如《戏曲论丛》、《戏剧文学》都收录了不少有关傩戏的文章，如《原始戏剧发生的信息——贵池傩舞<舞伞>考析》、《戏剧活化石——彝族傩戏“撮泰吉”》、《毛南族傩戏调查》、《贵州土家族傩仪音乐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研究》等。一些学者亦开始关注其他类型的民间信仰与傩戏的关联，有将傩戏与目连戏做对比的，如《目连戏的衍变与傩文化的渗透》；有对比傩文化与萨满文化的，如《萨满文化与傩文化的比较》、《巫傩文化与萨满文化比较研究》；还有将傩戏与国外剧种做对比的，如《中国傩戏面具与日本能乐面具之比较》等。

（二）历史文献溯源：传统历史学研究范式的介入

由于傩戏获得了更多关注，研究者们也开始将傩戏放入一个更长的历史视域来考察，在田野调查之外，历史学者开始回顾文献，尤其是从1990年代起，有关傩戏起源、演进的研究日渐盛行，先后有张紫晨的《中国傩文化的流布与变异》、钱茀的《什么是傩》、胡新生的《周代傩礼考述》、庹修明的《中国傩文化述论》等文章发表，以及柯琳的《傩文化刍论》、康保成的《傩戏艺术源流》等著作出版，康著还对傩戏里的戏神和傩神加以考述，但康著偏重文学戏曲史，与傩直接有关的部分阐释不足。此外，张应和、王福才等人开展地域性傩文化研究。在上述溯源文章中，学者大多将“傩”定位到十分久远的周代“难（傩）礼”，并通过《周礼》、《汉旧仪》、《五礼通考》、《东京梦华录》等文献对傩礼加以钩沉，试图复原傩礼的演变轨迹，这是历史学家习惯做的工作，但是，无论怎么复原，傩文化都找不到类似于东汉之于道教、隋唐之于佛教的那样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期，来自证其繁荣，以至于清代秦蕙田曾指出唐以后的傩礼不见于正史，但这也不足以说明唐以前的傩仪就有多么兴盛，这是傩文化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形态而非宗教形态在溯源时必然遇到的局限——官方资料既少，系统性的文人论著亦缺。

二、傩文化研究的进展：1998-2008年

（一）仪式研究：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进一步推进

在民间信仰、戏曲与民俗学领域，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大量运用与实践是从“仪式研究”（我们姑且先这样称呼）开始的，这一研究方向的兴起源于“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工程的启动，该项目由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王秋桂教授主持开启，于1991年获得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立项，有国内外数十位学者参与，他们在中国多地进行田野调查并将成果汇编进入《民俗曲艺丛书》。从1993年底开始，《民俗曲艺丛书》已经出版近100种，共2000余万字，其中不乏傩文化研究的篇章。

1998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等机构举办名为“Ethnography in China Today: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Methods and Results”的国际研讨会，聚焦于当时进行中的两个研究项目，即上述王秋桂的项目和劳格文（John Lagerwey）主持的“客家传统社会”系列研究，会后由欧大年（Danniel Overymer）主编出版同名会议论文集。这次会议使得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大陆的傩戏、目连戏、中国乡村传统醮仪等领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并提炼出两个观点：1.对仪式、戏剧等民俗进行研究时，不仅要观察民俗本身的步骤、细节，更要关注它们是如何被民众所接受和实践的；2.要关注这些民间文化实践与官方文化实践有何区别，民间文化实践的资料更难获取，它需要在社会最下层去获取，并且需要被放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理解与讨论。荷兰著名道教研究专家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在会上对“民俗曲艺丛书”、“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的出版评价颇高，认为它们“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了解”。因为这次国际会议，不管是针对傩文化还是中国其他民俗的研究，后来都或多或少借鉴了上述研究方法，故而本文即以1998年即人类学田野研究在大陆的进一步推动为起点，来做“近年傩文化研究”综述（由于这次会议是一次学术集锦，会上提到的研究项目与成果在此前已陆续发表，所以行文中也会出现发表于1998年以前的文章）。

可以说，“仪式研究”范式从1990年代末开始广受关注，之后的研究者也越来越愿意将“仪式”一词表达得更为突出，如《论南丰傩的宗教仪式及其文化内涵》、《傩:从仪式到戏剧》、《祭礼、空间与象征——贵州土家族傩祭仪式的意义阐释》等。当时视野、方法论方面的局限只是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国内外学者关于人类文明的比较研究：视野的再扩大

伴随“仪式研究”兴起的，除了国内学者对傩文化更高层次的关注外，还吸引了更多国外学者的到来，韩国、日本学者是国际上研究中国傩戏的主要成员，先后有崔龙洙、吴秀卿、金学主、广田律子、田仲一成等到湘黔等地做田野考察，由于他们的跨国背景，对人类文明进行横向比较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

吴秀卿在1990年代就曾对贵州铜仁市松桃县傩戏进行考察，他曾多次采访傩法师“田五斤”，观看其演出“还傩愿”，记录下松桃傩愿戏仪式展演的诸多细节，后来发表《贵州铜仁地区傩堂戏研究——以松桃傩戏为例》一文。崔龙洙于2004年初开始在贵州道真县红岩村进行田野调查，后来发表《中国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平安傩调查述要》。广田律子于2005年出版《“鬼”之来路——中国的假面与祭仪》一书，第一章对比了中国和日本的神鬼信仰，她引述小林太市郎的研究，认为中国傩文化中的“方相氏”与日本密教中的“栴檀乾闼婆”形象之存在有相通之处，最开始都是为了“求子”，后来“求子”含义淡化，才只剩下逐疫除病的含义。不过广田更偏向对佛教系统的中日神鬼信仰进行对比。该书从第二章开始记录广田本人对中国多地区的傩文化调查，其中也附了不少田野资料。田仲一成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戏剧，著有《中国巫戏演剧研究》一书，关注到中国乡村傩戏。

与劳格文、丁荷生（Kenneth Dean）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东南地区道教所做的研究相比，广田律子、田仲一成、吴秀卿等东亚汉学家对中国西南地区傩文化的研究也是富有启发性的，虽然于方法论上没有太多理论性内容，但他们提供的人类文明的国际间比较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新的视野。

三、近年傩文化研究的继续推进：2008-2018年

（一）关于“傩”之定义的探讨：“泛傩论”的扩大及其反思

在讨论傩戏历史的时候，曲六乙曾提出四种分类：宫廷傩、民间傩、军傩、寺院傩，庹修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贵州傩戏的“两个系列、三个层次”说，即民间傩和军傩这两个系列，低级（彝族“撮泰吉”）、中级（傩堂戏）、高级（地戏）这三个层次。这些观点提出后被人们普遍接受，流传颇广，但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田野调查的丰富，出现了一种现象，即把中国各种巫文化、少数民族信仰、图腾崇拜等现象都归结为傩文化，甚至有人类比，认为全球都有“傩”。对此，持否定态度的人通常称之为“泛傩论”，庹修明早在1994年就注意到了这种倾向——“泛傩论，忽视了傩戏质的界限，把傩文化的某些形态与傩戏搅在一起，将傩戏的历史越推越远，品种越扩越多。”钱茀对此则持一个比较缓和的态度，称之为“类傩文化现象”。

早期学术文章中的提醒并没有防止“泛傩”现象的扩大，以“傩”为名的研究论著急剧膨胀，对“傩”之定义的探讨与对各种所谓的“傩”的调查研究并行不悖。而质疑之声也愈发犀利，比如龚德全的《当代傩文化研究之省思》一文，不仅主张不应把一切祭祀文化都归为“傩”，认为“泛傩论”会导致将中国的祭祀文化简单化，使得学术研究失去意义，而且他还质疑曲六乙四种分类中军傩和寺院傩是否真的存在，反对一些学者将各地傩文化冠以族别的现象（比如苗族傩、土家族傩等）。相比于龚文的质疑，真正极力论证贵州威宁“撮泰吉”不属于“傩”的是宋运超，跟龚文语气相比，其论述可谓“义正辞严”，在《<撮泰吉>属彝慕师祭祀文化而非傩》 一文中，他从称谓、道具、结构等六个方面论证贵州彝族“撮泰吉”属于当地彝族的慕师文化，而非“傩戏”，观点鲜明，言辞激烈，但他的论证只是在对比“撮泰吉”与“傩愿戏”的各种不同，由此得出“撮泰吉”非“傩”，说服力稍显不足。此外，刘怀堂的《贵州地戏不是“军傩”》等文对贵州地戏（一直被认为是“军傩”的遗留）与“傩”的关系进行辨伪。无论如何，这些文章对傩文化研究的深入来说无疑是好事。对于“泛傩”或“类傩”的严肃反思，反映出傩文化研究者们在不断“框定”傩文化，其背后是在等待一个更加专门化、专业化的研究范域的出现。

（二）傩文化与乡村社会：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的强调

上文述及，刘兴禄希望在今后的傩文化研究中，能更多关注傩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傩的动态变迁过程以及傩与乡村文化建设的问题。这也是“仪式研究”本来的设想之一，即除了“仪式”本身之外，对傩文化的社会横纵脉络也要给予充分关注。但早先的“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对傩所作的田野调查远未达到这一目标，庹修明调查贵州省德江县“冲寿傩”时记录了傩坛人员的文化水平、生活经历、投师条件等，将傩师从普通人群中区分开来，这体现了一种社会人类学的倾向，然而作为“调查报告”，作者并没有进一步论述这种横向社会脉络。所谓横向社会脉络，主要指的是针对与傩有关的人群的研究，而纵向社会脉络则是有关傩的传承、历史等方面。

在傩文化的横向脉络中，专门研究傩文化核心人群之傩师的有汪黎的《从“端公”到土家“傩戏”表演精英角色的嬗变》，该文论述跳戏人员社会地位提高的过程。许钢伟的《论武陵山区傩坛的组织形态》总结出跳傩人员的两种关联方式——祖师坛和傩坛班。2013年由三峡大学刘冰清申请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武陵地区傩戏文献文物搜集整理与研究”，自实施以来搜集整理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傩师的口述文章，主要记录了湘黔傩师金承乾、姜英楚、赵峰、文为林等人习傩、跳傩、教傩的傩师生涯，具有口述史文献保存和傩文化田野调查的双重意义。当然，如果口述史后面能附上一些物质资料或图片（如傩师家中的面具、唱本等），则可利用性会更强。

（三）叙事与唱本研究：重回文本，带出历史学研究新的范式

傩文化的核心是傩戏，傩戏的核心是唱演法事，而将傩戏一系列法事连接起来的，是贯穿整场傩戏展演的唱词，唱词是演傩的一条线索。作为傩戏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有关傩戏唱词的研究目前还属于比较新的方向。唱本、剧本、唱词研究在传统戏剧研究中并不少见，但傩戏唱本相较于它本身的舞蹈、仪式，显得更加抽象，而且对比文学类唱本，傩戏唱本基本是宗教内容，也更加难懂，所以用普通的文艺学剧本分析方法来研究傩戏唱本是不够的，需要掌握佛教、道教以及当地民间信仰、民俗等诸多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陈紫星的硕士论文将傩堂戏剧本分为仪式类剧本和世俗类剧本分别论述，总结出世俗剧本中的两大主题是“孝道至上”和“惩恶扬善”，他还对比了不同地区针对同一剧目产生的“异文”（不同内容），以及造成这种“异文”的文本、社会原因。作者对于世俗剧本两大主题的总结或许是受到何根海等人《安徽贵池傩戏剧本的宗教文化思想探微》一文的启发，该文总结了安徽贵池傩戏剧本中的三种宗教思想：儒教的孝节思想、道教的阴骘和复归思想、佛教的救苦救难思想。陈紫星曾发布《傩堂戏<开洞>剧目研究》一文，对傩堂戏某一出具体剧目进行研究，认为《开洞》一出是傩堂戏仪式与戏剧、娱神与娱人的一个关键过渡点。此外，檀新建的《池州傩事“喊断”研究》一文，将贵池傩戏中一种独特的形式——“喊断”作为研究对象，将其与敦煌文书中的“感”这一语体进行对比，认为二者不论是体裁还是风格都十分相近，此外，作者还论述了“喊断”在贵池不同傩事中的功能和表现。

田野调查是民俗研究不可缺少的一环，但历史学的研究离不开文献。在傩学研究中，除了固有史书、方志可以进行历史溯源类研究以外，傩戏剧本从另一个角度对该领域的文献做出了补充。但由于傩戏唱本唱词以书面加口头的方式流传，具有不确定性，所以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文献”；反之，其“不确定性”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研究的对象，正如陈紫星论文中对不同地区同一剧目的“异文”研究，唱词唱本的“不确定”既是不同地区人文环境影响的结果，同时也可以反映该地区人文环境的特质。总之，有关叙事、唱本的研究在目前看来是有待开拓的空间的，它能结合文学、社会学的分析方式，加上历史学、宗教与民间宗教的知识，同时为傩戏研究夯实文献基础。

（四）保护与传播研究：“非遗”项目的利弊

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江西南丰、安徽贵池、湖南沅陵、贵州德江等多地傩文化入选，加上各种傩学会议的举办以及当地旅游宣传，“傩”渐渐走入更多人的视野，对傩戏保护、传播的关注也成为一种共识，有《中国傩戏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问题研究——以贵州傩戏表演文化为例》、《黔东北傩文化的研究与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南丰傩舞的传承与保护研究》、《傩文化在江西萍乡的传承和保护》等文章关注该问题。大众关注带来傩文化表演性质的增强与原生态的削弱，可想而知这对傩文化的原生传承是有破坏性的。刘兴禄关于湘西瓦乡傩戏的研究中，就提到一名傩师讲到自己在面对外国人表演时曾故弄玄虚。此外，研究者还可能面临某些不专业的傩事人员编造民间文献以及不配合等诸多问题。傩文化越来越走进大众视野这一背景要求研究者要对 “傩”作表演性质和功能性质的区分。

四、傩文化研究趋势的展望

傩文化研究从1950年代的傩戏音乐、舞蹈研究起步，在傩戏获得广泛关注后，学者们又展开历史溯源，这种通过检索古代文献中相关论述的做法是传统史学范式的运用。从1990年代开始，“仪式研究”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为“仪式研究”提供支撑的是大量田野调查的开展，其间不乏国外学者的贡献。

近年来，傩文化研究更是开拓出一些新的领域，比如叙事与剧本研究，让一度“陷入田野”的傩文化调查找到了新的生机，将田野研究这一新兴史学范式与文献分析的史学传统相结合，恰如阳光雨露之于春华秋实——民间文本不被放到乡村生活就难以读懂，田野调查有助于民间文本的解读。

此外，还有一些傩文化研究的未来趋势值得关注。

1、傩文化研究的区域化倾向愈加明显

区域性傩文化的研究者通常只研究其家乡的傩文化，其中以贵州庹修明、陈玉平、顾朴光，安徽王兆乾、吕光群、何根海，湖南李怀荪等学者为典型代表。像曲六乙、钱茀、康保成之类做综合性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少。这正体现了傩文化研究的专门化倾向，从地域到内容都愈加缩小，学者们对于傩文化的学术性论断更加谨慎，而且我们认为这也正是今后研究走向深入的方向，正如上引笔者《近年美国有关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中提到的，对于民间宗教的研究总体来说都是逐渐从宏观走向微观，逐渐变得更加精致的。但这种区域化也不可避免地给研究者戴上“有色眼镜”，使其更倾向于“建构”的方向。比如庹修明虽然明确反对过“泛傩论”，但他本人却从未对贵州彝族“撮泰吉”是否属于“傩”有过质疑，反而提出了贵州傩戏发展的“三个层次”说——低级（彝族“撮泰吉”）、中级（傩堂戏）、高级（地戏），将“撮泰吉”明确包含在傩文化的领域里，尽管目前关于“撮泰吉”到底是不是傩的讨论更加倾向于一种否定的态度，钱茀和宋运超等学者都认为“撮泰吉”更像是“创世纪”式的“族史教材”。因此，在开展区域化研究的时候，研究者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关键问题的讨论上保持客观态度。

2、傩文化研究者学科背景的多元化

这一趋势源于民俗文化、民间信仰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在傩文化研究者中，最主要的是历史学者和戏曲学者，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和语言学背景的学者加入，一些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地方傩文化爱好者也逐渐加入研究队伍。拿陈玉平来说，他的古代文学的学术背景，使得其研究更多偏向文学的分析，有关叙事、唱本的研究就是从他那里开始得到扩展的。我们认为，研究人员学术背景的多元化虽然有助长“泛傩论”的危险，但无疑也能让我们拓宽思路，得到启发。

3、历史学传统研究范式的式微

从不同时代的研究重点可以看出，对于傩文化研究所采用的历史学范式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的文献分析法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但现在基本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方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对于民间信仰的研究着实需要充分的田野调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客观上有关傩文化的古代文献记载确实少而抽象，可供分析的材料不多。但历史学跟社会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文献的重视程度，因此，要保留历史学的“特性”，就需要我们挖掘新的文献来源，傩文化中的剧本、科仪本就成为了新的文献来源，未来对这类资料的利用和解读还有很大的空间。

行文至此，我们的目的当然是推动学者做出有创造性的傩文化研究，便于人们了解相关地区民俗与人文的面相，了解相关民族、族群之社会与文化的特性。

作者简介：刘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润雨，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