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刘永明：略论道家意象思维对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
作者：刘永明
发表时间：2022-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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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意象思维是中国文化独特的思维方式，意象思维在道家典籍的思想理论构建中占有主导地位，中医阴阳五行理论体系深受这一思维方式的影响，也是以意象思维为主，将意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构建起来的。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周易·系辞》和《道德经》中的意象思维特征进行初步的理解与分析，并揭示了道家意象思维对中医学阴阳五行理论的影响。
作者简介：刘永明，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敦煌学研究所教授，(甘肃兰州730030)。原文载于《东方哲学与文化》第五辑，文章内容有删节。中医的科学性及其价值是长期以来激烈争论并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议题。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这一人类大敌中，中医学依然运用传统的理论与方法，取得了卓越的疗效，再一次以铁的事实证明了中医学的独特价值，从而也证明了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从而，深入研究中医成为一项迫切的文化解密工程。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为基本理论框架，通过取象比类的方式，将宇宙自然、万事万物及其运动变化与人的生理病理治疗方法相结合，形成一套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取象比类的方式，在思维方式上突出了意象思维的特征，在理论上具有系统完整而又开放包容的特点，有别于西方系统完整而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中西医学在实践层面上也是各有所长，可以优势互补而不能互相取代。相应地，要理解中医学，不能以西方科学和西医学为唯一标准，而首先应该回归中医学赖以生存的中国文化土壤。近年来，学界对中医学的独特思维方式——意象思维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这一研究标明，意象思维的确是从深层次理解和认识中医学的主要途径，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研究。与意象思维相关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论著，在其中大多数研究中，将意象思维作为直觉思维，或者神秘主义、神秘体验对待和研究。其中多数研究，是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从思想、哲学、思维方式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具体以对儒家、道家的思想为主。但大多不以直觉思维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在这些研究中，“象思维”或者“意象思维”作为与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概念的、抽象的、逻辑的思维方式相对应的中国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日益凸显出来。比如，王树人先生站在民族文化复兴的角度，提出“象思维”是“对中国传统中作为主导的思维方式之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的概括”,将“象思维”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的并占有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进行深入和体系化研究，并深刻地指出：“应当唤醒对原创性思维即‘象思维’的重要性之认识，应当全面健全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要使‘象思维’的悟性与西方思维方式的理性走向互补，这才是中国思想文化复兴的根本路径。”呼吁“回归象思维”,达成两者之间的“转换”与“合理的平衡”,还认为“象思维的精神运动，需要‘中止概念思维’”等。王树人在着力阐发《周易》《老子》《庄子》“三玄”的象思维的基础上，对禅象、诗魂之象、书画中的象思维进行了深入研究。刘长林先生提出“象科学”,认为“中国传统思维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意象思维。意象思维以时间为本位，尊重事物的自然整体，采取主客相融的立场来认识世界，因此主要关注的是世界的现象层面”,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刘长林认为：“《周易》与先秦诸子开创了中国的象科学，恰与西方成对称之势。”“以《周易》和道家为代表的传统思维将对‘象’的认识置于首位，由对‘象’的认识带动和制导对‘体’的认识，并以‘象’的整体生化观为标准，对‘体’的认识做价值判断。”刘长林在中西对比中，重点挖掘了《周易》和老子的意象思维及象科学等问题的同时，对中医与意象思维的关系做了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医学是象科学的代表，认为“中医学是依‘观物取象’的原则形成的人身科学，主要是意象思维的产物。中医学无论在生理病理还是在临床治疗上，着重把人身看作一个自然之象的流程。这也就决定了中医学必定以自然生活着的人为认识对象，属于象科学”。张其成先生长期致力于以易学为核心的研究，提出“易道主干”说，认为：“‘易道’构成了中华文化最稳定、最本质的内涵，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特征和总体走向，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并重点研究了《周易》与中医学的关系，突出了对“象”的研究，认为“《易经》的思维实际上就是‘象思维’”。藏象是中医理论的核心，“‘藏象’是一个表述内脏的‘象系统’”。“‘藏’反映的是意象思维的方法。”并注重对中医象数模型的研究。在对意象思维的长期研究中，从称之为“直觉思维”到直接落实为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意象思维”(即象思维),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进展。而诸家对“意象思维”的研究，首先着力于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阐释开掘，其中《周易》为历史上儒道两家所共同尊奉，《易传》则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然后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受道家思想和《周易》深刻影响的兵学、中医学、书法绘画艺术以及与道家思想有相通之处的禅学等方面。这说明意象思维主要是出自道家文化的创造。研究的具体内容虽然各有偏重，认识不无差异，但均认为“意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和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甚至是占主流地位的思维方式。从认为不占主流地位到认为占据主流地位，这毫无疑问是更为重大的进展。这些研究对正面认识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中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虽然关于意象思维的研究进展可喜可贺，但是其所得到的认识可能是在现代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们比较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正像人们对中医学难以理解一样。然而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来看，占主导地位的正是这一独特的意象思维。所以，关于意象思维的研究一方面还需要继续推进，另一方面还应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周易》在历史上为儒、道两家所共同尊奉的经典，陈鼓应先生在《易传与道教思想》中则“系统地论证了《易传》(最为主要的是《彖传》与《系辞》)为道家的作品”。如前所述，《周易》、老子等诸家思想均显示出意象思维的特征，而意象思维作为理论化的范畴，正如刘长林所说：“‘象’范畴是经《易传》系统论述而完整确立起来的。”《易传·系辞上》曰：“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可见，先哲充分认识到了语言知识之不足，也就是理性的抽象思维(或概念思维、逻辑思维)之不足，从而“立象以尽意”,将“言”与“象”相互并列、相互补充，作为表达“意”的两种不同方式。据此，将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直接称为“意象思维”或“象思维”似乎更合乎原典，也更为精确，称为“直觉思维”则是对这一思维方式特征的现代诠释。意象思维的创立是为了“尽意”,即表达抽象思维所不能及的内涵，其价值也可以在与抽象思维的比较中凸显出来。抽象思维的成就以西方文化最具代表性。西方哲学认为世界分为真实的世界(本体)和不真实的世界(现象),本体决定现象，本体高于现象，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差别。而人的认识分为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唯有理性认识才能认识本体世界，所以更加真实而有价值。而感性认识只能认识现象。抽象思维正是运用概念、判读、推理，从已知推出未知，透过现象看本质。其中最重视逻辑的严密性，于是形成一整套博大精深的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并产生了科学技术。人类正是通过科学技术大幅度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世界，抽象思维的伟大是毋庸置疑的。抽象思维完全依靠语言知识展开，这就需要概念精准、逻辑严密、判断准确。抽象思维的一个本质特点是人与认识对象的相分离、相对立，以人为主体，根据人的认识和需要去处理认识对象，相应地，认识的结果也会受到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条件的制约，从而具有相对的准确性，不可能是终极的真理。同时，认识的发展也总是伴随着对事物进行无限的分割，无限地分析还原，用局部说明整体，用至小说明至大，认为小的说清楚了，大的就说清楚了，乃至把世界还原为最基本的微粒。毫无疑问，西医学对疾病的检查治疗也是沿着这一理路展开的。与之不同的是，意象思维虽然也要借助于语言，但其关键在于对事物的全体的自然呈现，通过对事物“象”的认识，达到全面深刻的理解。“象”包括外在之象和内在之象。“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这里的“象”指的是事物外在的可见之“象”。“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周易·系辞上》)这里的“象”对应的是天下最深刻的道理，属于深层次的内在之象。无论是外在之象，还是内在之象，目的都在于“尽意”,所以两者是统一的。也就是说，现象、表象和特征，也是事物内在本质的体现，本质和现象是统一的，通过对外在表象及其变化的观察，可以揭示出本质性的内涵、发展变化的趋向乃至规律，也可以发现不同事物之间的共同特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从《周易》对“象”的定位来看，“象”不等于“形”。《系辞上》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周易·系辞上》)显然，“象”在“形”之前，展示着变化的趋向，当成“形”之后，就已经出现变化结果了。“意”是“言”和“象”所要表达的目的，但通过“象”可以达到语言所不能达到的“意”。相对于语言知识、抽象思维的不完整、不全面的局限性，“立象以尽意”所表达的“意”是对事物外在内在综合的，更加全面完整的，又是更加本质的认识，尤其是可以前瞻性地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向和规律。所以掌握了这样的“意”,就能够走在事物变化的前面，能够“变而通之以尽利”,化凶为吉，尽其利用；还能够“鼓之舞之以尽神”,就是把“阴阳不测”、难以把握的更深层次的“意”的精义——“神”充分表现出来。这就是《周易》意象思维所要表达的“圣人之意”,其用心可谓极其深远。意象思维展开的前提理念是，人和世界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局部依赖于整体——分割了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那么对待局部的、具体的问题，就是必须通过整体来说明局部，说明具体事物。意象思维还有一个特点是，由于人和客观世界也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在认识的过程中，不但要保持事物的自然完整，还要主客相融、主客合一，以便能够更好地得到对事物完整的认识和整体的规律。由于主体与对象直接相融，本身就有超越语言，而直接体验性地认识事物的特点，于是相应地也就超越并省略了很多单纯运用概念知识进行的认识。这和抽象思维中尽可能排除主观性、尽可能无限地分割认识对象的认识方式恰恰相反。如果说抽象思维是用语言讲给你听的话，那么意象思维就是用手指给你看，让人直接观察和体验。于是乎观象知意、知意观象，既可以得象，又可以得意，相互阐释，相得益彰。显然这种认识方式超越了语言，在表达上具有以简驭繁、事少功多的特点。显然，抽象思维和意象思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意象思维可补抽象思维之不足，将两者相结合，可以创造出具有独特价值的知识体系。充分运用意象思维而形成的最典型的科技文化成就正是中医学。中医学主要根植于道家的思想与文化，所以，要了解中医学的意象思维，就必须了解道家思想，就必须从老子的思想说起。《道德经》作为西方哲学家所承认的，产生于东方先秦轴心时代的伟大哲学著作，具有高度的抽象思维和哲学思辨，雅斯贝尔斯将老子列为世界历史上为数甚少的“原创性形而上学家”之一。然而《道德经》开篇即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首先对人类的认识对象和人类知识，从哲学层面进行了高度的理性反思。所以在老子的哲学论述路径中，并没有完全依托于纯粹抽象思维和语言表述，而是更多地运用了意象思维。亦即运用比喻、形象，乃至创造出现实中所没有的意象，以便更加直观地认识那些抽象的哲学理论和思想智慧。与《易经》中的意象思维相比较，《易传》在先秦已有的意象思维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专门构建了一套以卦爻符号为核心的、完整的意象思维的理论体系；而《道德经》原本早于《易传》,虽然没有专门构建意象思维的理论体系，但已经在充分运用意象思维来建构道家的思想理论体系。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道德经》中的思想哲学论断，的确是抽象思维与意象思维的综合使用，相互补充。但是相对而言，纯属抽象思维的篇章文字明显较少，而属于意象、抽象互用的篇章，意象中内含着抽象的篇章明显较多，有些则纯属意象化表达。例如，《道德经》第一章在整个《道德经》中具有统摄性、纲领性的意义，起首“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句，为具有高度理性的抽象的哲学论断；“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句，“无”“有”为至高的哲学概念，但具有意象特征，又分别以“始”“母”为喻，是意象中蕴含着抽象；“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句，所观者必有象，为意象思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有无同出异名，高度抽象，又以“玄”的意象形容，使“玄”具有抽象意蕴，甚至成为哲学概念；“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句以意象化语言作解作结，而蕴含了高度抽象的哲学内涵。第二十五章应该是《道德经》最正面的对道的命名和描述，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首先将道描述为静而无声、动而无形、独立长存、周行不止的混然之物象，又喻为天下万物之母，表达其根源性的内涵，则意象中蕴含着抽象之理。还有：无疑是老子精彩绝伦的哲学论断，但这句话正是以意象描述表达了抽象真理而且意蕴无穷，发人深省，导人践行。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即从具体物象的有无关系开始，然后进一步升华，以意象化的语言表达出抽象的哲学论断：《道德经》中这样的哲学表述很多，其他以意象思维展开说理的章节片段也有很多，如第六十六章：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江海之低下而聚水为大的道理说明谦下不争的人生哲理，进一步提升到治国平天下之道，建议君王应该谦下于民。而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在具体的哲学思想阐释中，很多描述往往首先采用了意象化的表达，让人们顺着老子指出的方向观象得意，最后得到对道及相关思想认识的准确理解。由此可见，意象思维的直观性，具有突破语言障碍、不立文字、超越文字的意味，具有心灵与对象直接沟通、更加接近对象整体的特点，所以相对于抽象思维和纯粹的语言知识而言，具有难以代替的价值，也减省了不少的文字笔墨。当然我们可能会质疑，老子的意象思维的运用固然十分有启发性，但这种意象思维能否真正揭示事物的整体的本质属性呢?它有没有更加可靠的保障呢?应该说，老子的意象思维的可靠性，还来自老子的修道工夫，《道德经》中提出了具有根本意义的修道思想与方法，那就是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从致虚守静工夫开始，观万物归根复命之象，而后上升到规律性认识，并进一步论述人应该把握这一规律的理性认识。“致虚极，守静笃”毫无疑问是从自己心身上做工夫，要做到“虚”和“静”的极致，然后在这种状态下就用“观”的方法，这时候既不受自己情感欲望的干预，也不借助于外在手段，就可以深刻、准确地观察到多彩变化的万事万物共同的运行规律，那就是归根复命；老子将这一规律称为“常”;“知常曰明”要求人们把握和认识这一规律，走向合于大道、没身不怠的境地。这种“观”的方法，既观到了事物的外在之象，也观察到了内在的本质之象，也就是规律，虚静以观象，观象而知意。致虚守静，不但观察外在的事物，而且将自己和外在的世界融为一体进行观察和体验，从而发现内在自我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密切关系和规律上的一致性。这是西方科学实验所无法做到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致虚守静的修道方法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意象思维，也正是老子建构“道”的思想体系的主要依据。当然类似的还有《道德经》第十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等。有了这样的根本方法和根本认识，老子才能将自己的思想进一步升华和拓展，比如当我们与老子“致虚守静”的修道工夫相联系，再看《道德经》对“道”的种种描述，其虚静直观状态下的意象思维特征更加明显，如第一章：“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第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看着这种描述，我们不但领会了一种理性化的深刻道理，同时似乎还看到了某种朦胧的鲜活的画面，也就是某种意象的运行闪动，或者是宇宙万象生生不息的过程。由此也可见，老子的思想充分运用了意象思维，将意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最后依然得出了抽象的认识。老子也将这一认识和方法推广到对其他事物的认识以及道家思想的应用方面，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第六十三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第六十四章：“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这些都是在对道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拓展，对修德、为人处世、治理国家都有指导意义；乃至对具体从业做事也有指导意义，比如中医养生治病之见微知著、防患未然。道家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是具有根本性的，也是多方面的，这也体现在了意象思维的影响方面。《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二十五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两段关于老子哲学思想的意象化表达。前一段在老子关于道这一宇宙本源的根本哲学的基础上，描述了“道”降本流末、化生万物的过程，并将万物的存在机理落到阴阳两种属性乃至气的层面，中医学的核心命题“阴阳”“和”正在其中，这就使中医学理论直通道家思想，为中医学提供了具有根本意义的哲学基础。后一段对于中医学的方法论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中医学不论是养生还是治病都必须取法自然、尊道贵德。中医学理论中最根本的命题“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可谓直承老子的思想。中医学不再就“道”做形而上的讨论，而是直接从天地之道，从阴阳开始，一步一步具体化。所以中医学的“阴阳”,在理论上(从理性的)首先代表“阴阳”两性，然后落实为“阴阳”二气，然后又对应于天地，然后又与五行学说相结合，成为阴阳五行学说。中医学的理论便是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把天地万物与人体的五脏六腑、十二经络以至于四肢百骸等具体的生理构成完整地统一和对应起来，将一切事物和现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渗透到中医学的理、法、方、药各方面，形成了一个囊括天地万物及其变化规律的动态模型。所以，阴阳五行学说既是最高的理论指导与理论模型，又是十分具体的医学实践。在理论特点上以取象比类的意象思维为主要方式，意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意象思维中内含着抽象思维。另一理论特点表现为从宏观到微观的展开方式，即以宏观之理揭示微观之理，以天地之理揭示人体之理。如果从纯理性的、抽象思维的角度来看，认识到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与天地自然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天地与人体，毕竟有着不可思议的巨大差异。在理念上讲天地大宇宙与人体小宇宙相互对应是易于理解的，但真正要具体落实，要做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所讲的，人体上下内外阴阳、五脏六腑之阴阳、阴阳中的阴阳与自然界阴阳相对应，即“以应天之阴阳”,乃至“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乃至将药物的气味阴阳与人体具体的生理病理相对应：“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等，形成将天地大宇宙与人体小宇宙具体密切对应，又将理法方药融为一体，建构起包罗万象而行之有效的中医学理论体系。这是用纯粹的理性思考、抽象思维、逻辑关系很难做到的，或者就是根本做不到的。这一点，中医学正是运用独特的意象思维做到了。比如现在解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之“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阴阳”显然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是关于宇宙自然万事万象的属性分类。然而，仅仅将其视为抽象的、透过现象揭示本质的纯粹理性化的哲学范畴，并不准确。因为所谓“阴阳应象大论”,“阴阳”首先是“象”的归类,如前所云，这个“象”,既着眼于外在的现象，但又反映着内在的本质，是外在现象与内在本质的统一；而且“象”具有未成“形”而先有“象”、具有流动变化的特征，就是说不是固定于某种完全量化的“形”上。在阴阳学说的具体展开中，面对复杂的宇宙与人体万象，中医学运用意象思维进行观察和分类，就是通过表现在外的现象特征，归结出揭示事物的根本特性，也就是阴阳属性的意象。比如在阴阳学说中，将凡是光亮的、温暖的、上升的、活跃的、好动的、外向性的、功能性的、无形的、生长的等意象特征归为阳性，相应地，将黑暗的、寒冷的、下降的、沉静的、被动的、内向性的、物质性的、有形的、枯萎的等意象特征归为阴性。然后依此类推，阴阳特性可以推广到所有的事物和现象上，比如人体上为阳、下为阴，体表为阳、体内为阴，背为阳、腹为阴，五脏六腑中六腑为阳、五脏为阴，五脏之中心肺居上(胸腔)为阳、肝脾肾居下(腹腔)为阴。药物中分为酸、苦、甘、辛、咸五味，五味也分阴阳，那就是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等等。所以要理解中医学的阴阳五行理论，需要思维方式的转换，即从以抽象思维为主转向以意象思维为主，然后再将两者相结合。对于中医学理论的验证来说，临床实践无疑是最终的验证；而治病的主要手段靠配方，配方则靠的是具体的药物。所以，药物的性能与效验对于理论的合理性也最具有直观的说服力。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受一代名医易水张元素之学，以擅长用药著称，其自述对张元素名方枳术丸的理解。该方只用白术、枳实两味药，以荷叶裹烧饭为丸，治疗脾胃虚弱、饮食停滞诸症。李东垣对荷叶的用法长期不解，直至晚年始悟出其中神妙之理。李东垣完全从意象思维的角度，从荷叶的形象特征揭示其药物性能及其用药特点，从而悟出了枳术丸的妙用，并感叹其“合于道”。再如题名李东垣在他的“用药法象”对药性的解说，完全出自对天地阴阳法象的理解，也就是对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的理解；其中以直观体察到的药物外在之象来描述药性，反映药物的内在特质，完全体现了意象思维的运用。显然，如果不从意象思维的角度去理解，而面对中医学的药性诠释，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中医学的五行学说也主要是运用意象思维构建的，五行属性也是通过意象化的描述来表达的。所谓“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尚书·洪范》)。其中，水的湿润下行、火的炎热升腾、木的曲直生长、金的易于变化、土的生长植物的特性都是意象化的描述，显得十分直观，使人易于理解和把握。同样，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也充分体现出意象思维的特征：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也是很直观地可以让人观象知意，把握五行学说的核心内涵。如果把五行换成a、b、c、d、e, 然后说a生b、b生c、c生d、c克a、d克b, 就既不好理解也不好记忆了。中医学正是采用了具有鲜明的意象思维特征的阴阳五行学说，取象比类，建立了人体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学、中药学的理论。中医学的五藏，通常被对应于现代解剖学中的五脏，但实际上，在《黄帝内经》的形成阶段，要依靠解剖学建立医学生理学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古代医家和修道者(《黄帝内经》中有时将精通并遵循医理者称为“道者”)认识到人体生命具有与自然界相一致的“阴阳”法则。这一法则又是通过自然界的变化表现出来的，它鲜明地体现在每年的四季变化、每月的月亮圆缺、每日的昼夜循环中，与这种变化相应的万物均在变化，比如草木从初生到繁茂、到枯萎等具体表象中隐含着阴阳变化的意象。这种阴阳变化又被具体落实到五行学说中，通过五行的意象特征来描述阴阳的运动变化，也就是生长化收藏的循环往复的运行规律。中医学阴阳五行学说，具体体现为将五脏的功能与五行相对应，从而形成完整的藏象学说。藏象学说关键在“象”“意象”,也就是关键在于通过“象”揭示脏器的功能。相比较西医的认识，讲各种生理器官，都是以解剖学为依据的。所以中西医两者的出发点不同，表达方式和重点也不同。具体我们看下表。表1反映了五行学说中万事万物及各种现象之间的归类及相互关系。在这种理论建构中，有几组具有核心意义的要素，那就是五行与五季、五化和五脏之间的对应关系。首先，五脏作为人体生理的核心，将人体自身联结为一个整体，而其与五腑、五神、五志、五体等身体器官的对应更多依据的是对身体、生理的观察和体验。其次，将五脏与五行、五季、五化相对应，从而揭示人体生理运行规律与天地运行规律的一致性，这是极具创造意义的理论建构。五脏与五行相对应，首先为五脏赋予了五行意象化的特征，从而与自然界的规律性运行的某个运行环节相对应，也就是和生、长、化、收、藏相对应。比如木行的“曲直、生发、舒展”属性，赋予肝脏“喜条达、主疏泄、主升”的生理功能，对应的是自然运行规律中“生”的环节；火行的“温热、炎上”属性，赋予心脏“主温煦、主血脉、温养全身”的生理功能，对应的是自然运行规律中“长”的环节。其他各行也是如此。而当五行与五脏相对应之后，自然就可以采用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等关系来描述五脏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比如心和肾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心肾相交，更加意象化的表达是“水火既济”,完全对应于自然界的阴阳交替，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就是说，心火必须下降于肾，肾水必须上济于心，这样功能才是正常的，不然会失调，会出现诸如失眠、心悸、心烦、腰膝酸软等“心肾不交”“水火不济”的症状。当然疾病治疗上也是经常通过五行生克关系来表达治疗法则，比如滋水涵木法、金水相生法、抑木扶土法等。最后，五脏与五化之间的对应，又是极具核心意义的命题，应该说，生、长、化、收、藏这一意象化的描述，深刻揭示了人体生理运行的规律与天地运行规律的相统一的周期性功能机制，这也正是老子所说的“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生、长、化、收、藏表达的正是万事万物“复归其根”“周而复始”的规律。原本人体小宇宙和天地大宇宙之间，从外在的表象上虽然也可以做一些类比，比如天有日月、人有二目之类，但真正能揭示内在一致性的莫过于生、长、化、收、藏这一运行规律。而五季则是五化在时间坐标上的展开——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显然，五化是万事万物必须遵循的规律，所以人也概莫能外，人也是随着四季的变化，而体现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于是，五化这一根本的意象足以将天地万物囊括无遗，将人体生理机制囊括无遗。所以，五化应该是理解中医藏象学说的关键，是五行体系合理性的根本依据、根本原因所在。由此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医藏象学说，其主要着眼点是揭示脏腑生理器官内在的生理功能，亦即以五化为核心的生理运行法则；相应地，五脏六腑是功能性的概念，而不是单纯的解剖学的概念。因此，如果要将中医藏象学说与现代解剖生理学的脏器相对应，则藏象学说中一个脏腑的功能可能包含着现代解剖学中几个脏器的生理功能，甚至概括人体某一系统的生理和病理学概念。意象思维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点，《道德经》《周易》等诸多文化经典都充分运用了意象思维，乃至在抽象思维与意象思维的相互补充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对于现代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们而言，却显得十分陌生，甚至如王树人所说“集体失去记忆”。中医学理论也是以意象思维为主，意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是相互补充建构起来的。阴阳五行学说，首先凸显的是意象特征，以意象化的阴阳五行将天地万物与人体生理密切对应，建构出独特的理法方药体系，于是才真正使中医学在理论上升华了，使中医学成为理论化、系统化而又行之有效的医学，没有意象思维，只使用抽象思维，即便实现了理论上的自圆其说，但难以保证在实践上行之有效。所以，学习和理解中医学，均需要转换思维，首先从意象思维入手，将意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结合。古人说“医者，意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相对于西医学依赖于庞大复杂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而言，在以意象思维为特征的中医学中，医家无须借助仪器等外在手段，直接通过患者的外在征象察外知内、由表及里，直达疾病的本质并予以相应的治疗。这一特征也使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要比西医简洁和直接得多(这一点也体现在新冠肺炎的治疗当中)。就是说，中医学只要掌握住根本的医学经典，以意象思维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就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取得应有的疗效。意象思维的特征，也使中医学更加注重从人的生理功能层面而非器质层面，注重从功能层面调节和治疗疾病。由于意象思维注重对尚未成形但蕴含着某种变化趋向和规律的“象”的把握，所以在诊断和认识疾病方面具有前瞻性。这就要求医者善于通过研究捕捉人的生理和病理之微小变化的各种征象，见微知著，防患未然。所以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的中医大家，其高明之处往往体现在这一方面，医集中的很多案例，并非荒诞夸饰之说，而正是以意象思维为特征的中医学在实践中“鼓之舞之以尽神”的妙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