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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道宽先生《中华道德哲学论衡》序

作者:胡孚琛      发表时间:2017-05-22 16: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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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所贵者思,而思之极致,必通于大道。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可谓屡遭磨难,大故迭起。先是从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天朝帝国”沦为被世界列强任意宰割的羔羊;继而变为军阀割据、争权夺利的战场;再则饱经日寇侵略战争、烧杀奸淫的苦难,终于由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了“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的豪迈之声。自此以后,我们又经历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一边倒”、“两大阵营”的冷战、“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三年天灾人祸、“反右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全民经商、贪污腐败、楼市爆涨及现在的“以人为本”,这百七十年一幕又一幕的历史画面都足以使一代接一代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不断作出自己的思考。尽管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大脑代替八亿个大脑”的时代,在广州仍有署名“李一哲”的三个青年学生贴出了建构“民主与法制”政治体制的大字报。看来“四人帮”专制政治时期靠刺刀和监狱也仅能封住人们的嘴,封锁不住人们心灵的思考,尽管中国封建君主确曾有“诛心”之论。《国语》载邵公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行事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当一个政权虚弱到靠刺刀和监狱来“弭谤”,千方百计控制舆论封住老百姓的嘴,则其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也接近败亡了。古圣贤有鉴于此,故“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轺。”(《吕氏春秋•自知篇》)至今天安门前的华表,就是由舜帝时供老百姓发表批评政见的“谤木”演变而来的,甚至古代的学校,也是专门议政的地方。李大钊先生说:“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许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陈独秀也主张言论自由不应受法律限制,“不应束缚人民的言论”,故思想、言论、出版之自由受我国《宪法》所保护。我们的国家要发展,民族要兴旺,就应当有一种宽容的政治胸怀,使知识界真正享有学术研究的权力,使本民族的有识之士把多年思考的学术观点大胆地说出来!

    秦道宽先生年长于吾,他“文革”前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系,我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而今我已年满六十四卦之数,涉及千万个人和家庭一生命运的“反右派运动”,给我留下了最早的政治记忆,秦道宽先生更对所有政治运动皆所亲历。我们这代人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将身许国”,努力做“党的好儿女”为“革命”攀登“科学”高峰来圆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的青年一代陷入热情洋溢的“革命崇拜”之中,坚信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就是犯罪,要靠革命“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要革命就要“听党的话”,作党的“驯服工具”。我们为了革命积极投身各项政治运动,而每次政治运动都要镇压许多“反革命”和“阶级敌人”。有改变旧体制的“教育革命”和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革命,有“大跃进”、“人民公社”、“突出政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一系列制度革命,还有拆毁北京城墙、捣毁庙宇、改天换地的大型水土工程等经济领域革命,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再就是国人近百余年认识到祖国的贫弱和落后皆是由于科学的落后,因此将“科学”政治化和宗教化,形成一种超乎寻常的“科学迷信”,做着比西方列强还要天真的“工具理性万能”、“科学必然给人类带来福祉”的迷梦。因此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崇尚破旧立新、移风易俗,认定马列主义是最高的科学,并将其和儒、道、释三教互补的传统文化对立起来,毁伤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试图以“首长语录”、“会议文件”等政党文化取而代之。特别是那场号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涤荡一切污泥浊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这一政党文化的理念发展到极致,不仅大批专家、学者、艺术家、宗教界人士被批斗,中华民族的历史文物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在北京,颐和园佛香阁的释迦牟尼佛像被砸碎,戒台寺的大小佛像被摧毁,1958年北京市文物普查登记6843处古迹,竟有4922处被破坏。在上海,龙华寺三宝之一的毗卢佛金身像被敲碎,弥勒佛化身的布袋和尚座像被砍下头颅,所有教堂的十字架、祭坛都被砸烂。天津的大悲院被毁,合肥的万福庵被烧,新疆和宁夏的清真寺被拆除,洛阳龙门石窟的大小佛像被砍头.在革命的故乡湖南,南岳古寺的479尊佛像、395尊菩萨、649尊罗汉被毁,珍藏千年之久的54部经书被焚,仅毁坏这批文物收回的铜铁碎片就重达60多吨。在日本语中,“文物”这个字眼由“文化财”三个汉字组成,而我们的“革命者”却把祖先留下的巨大文化财富弃若敝履。特别是“挖孔老二祖坟”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在全国兴起挖坟掘墓之风,听说沧州的革命群众那时也闻风而动挖了纪晓岚的坟,得到珍贵文物“玉石白菜”到北京献宝,只留下盖着“中央文革联合接待站”的一纸收据,该文物不知落入何人之手!“文革”期间北京师范大学的“井岗山战斗兵团”曾在曲阜召开了10万人参加的“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共破坏文物6618件。此外,孔子墓、包拯墓、岳坟等被掘,诸葛亮塑像被毁,这些史实使我们既愧对古人,又愧对子孙后代!近代以降,《天演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成为我国启蒙思想的主旋律,知识界普遍将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弃旧图新看作是社会进步的总规律,高扬一种“革命到底”、“砸烂旧世界”的斗争哲学。在这些“革命者”看来,中医、健身气功、道教、佛教、儒教乃至汉字,都是旧的,都在“革命”之列,对传统文化破坏越厉害就越革命,保护旧传统就是“反革命”。由这种政治观点划分阶级路线,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制造出大量“阶级敌人”和“反革命”,以“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整垮反对派压制不同意见。那些年全国亿万人民都被卷入政治运动的漩涡之中,教育成了“政治快餐”,一些高喊“革命口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靠搞“革命大批判”爬上高位。由此出发,继之而起的是以政治手段人为消灭宗教的思潮;以西方科学主义诋毁和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潮;以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改换生态、征服自然的思潮;乃至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活动中唯意志论的极“左”思潮,一时甚嚣尘上,致使中国形成“德先生”退席,“赛先生”专制的局面。“文革”期间全民朗诵“最高指示”,跳“忠字舞”的场面,反映了在政治领域没有逃脱科学主义宗教化、马列主义儒家化、社会主义封建化的宿命。看来无论多么英明的领袖,走上个人权力最大化之路,没有宪政体制的约束,乾纲独断,都难免落入中国数千年传统政治的窠臼。我们上个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出生的人都以自己的青春年华见证了这个时代。
    秦道宽先生的《中华道德哲学论衡》一书,是以自己的生命和智慧对现代科学和哲学作出的反思。人一生历经几多风雨,而至老年,必有所思,思则欲有言,形诸文字,留于社会,于是乎有斯书。吾人所思者,首推三皇五帝之道,知老子和庄子的道德哲学,自董仲舒为巩固封建专制王权献策“独尊儒术”以来,其慧命中断也久矣。历史证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命脉,是我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我们民族尊严的标志,是我们伟大祖国综合国力中重要的软实力。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能在全世界传播本民族的文化,在人类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的文化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崛起”首先是“文化崛起”,经济腾飞同时也要有“文化腾飞”!近世以来,以“父权专制”、“忠君孝亲”、“爱好和平”为特征的儒学“羊文明”终于不敌西方以“自由宪政”、“生存竞争”、“征服自然”为特征的基督教“狼文明”已成为历史事实,中华民族的崛起必须重新呼唤以“自然无为”、“慈俭不争”、“因应变易”、“动反用弱”、“守中致和”、“尊道贵德”为特征的道学“龙文明”,以接续三皇五帝母系氏族公社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道德文明之圣火。中华民族真正的老祖宗是伏羲、女娲、神农、黄帝、蚩尤(中国之战神),而不是任何外国人。任何外来思想,必须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中,才有生命力,才能开花结果。我们要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道学文化作为接引西方文明和一切外来文明精华之桥梁和纽带,我们要以《道德经》的唯道论引领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21世纪的航程,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道学文化的土壤之中。去年旅德学者熊春锦先生推荐秦道宽先生来见我,邀我为他的大著作序。吾观此书汪洋恣肆,突破了不少“思想禁区”,非一言所能评,唯待读者自己去参究。你可以不同意秦道宽先生在书中阐述的各种意见,但是作为21世纪的文化人,你应该有胆量说出:“我虽然反对你的意见,但是坚决认为你有发表你的意见的权利!”山东本有稷下学派“处士横议”之遗风,秦道宽先生在书中畅所欲言,纵论现代科学和哲学,谁曰“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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