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道家养生与医药 > 养生理论 >

老子“道法自然”生态智慧及其借鉴价值透视

作者:晨鸣      发表时间:2017-05-22 16:29:47        

老子“道法自然”生态智慧是将自然、社会、人类融而为一并交互作用、和消运行的大智意。它上承《易经》“与时偕行”、“顺天应时”的基本法则,下启中国传统文化与自然和消相处的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研究老子“道法自然"生态智慧的深刻内涵,把握老子“道法自然”生态智慧的积极影响,认清老子“道法自然”生态智慧的借鉴价值,有利于古为今用,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类社会的包容性增长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陸和谐和合和美的全面发展。
      一、 生态智慧的深刻内涵
      老子生态智慧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它形成了系统而又深邃的观念体系,并有渊源流长的思想来源。
      1、生态智慧的核心是“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老子对其生态智慧最具概括性的表述,是其生态智慧观念体系中的核心命题。不妨以楚简《老子》为据,看看老子对“道法自然”的解说。
      “道”在楚简《老子》中居于中心地位。楚简《老子》开宗明义,在第一篇第一章就将其对“道”的基本理解揭示出来:
      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天,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状”,今本作“物”。“物”乃具体事物。《说文》:“物,万物也”。《列子·黄帝》:“凡有貌声色者,皆物也”,在老子思想中,“道”显然不是具体之物。从本章看,“道”是一种状态。那么,“道”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本章提供了答案:“道法自然”。
      何谓自然?
      先看“自”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自,鼻也。……自之通训当为始,即本义之转注。《方言》十三:‘梁、益之情鼻之初,或消之祖’。《说文》‘皇’、‘篆’下:‘自,始也。’俗以始生子鼻子为自子,后世俗说谓人之胚胎,鼻先受形。另外,《韩非子·心度》云:“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之自也。”亦将“自”与“本”作为同义词。这就是说“自”字由本义转注为本始、本初。
      再看“然”字。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七日:“然,状事之词也。若《论语》‘斐然’、‘胃然’、‘俨然’之属是也”。这个作为“状事之词”的“然”字,相当于今语“……的样子”。
      可见,老子“自然”的本义为初始的样子、本来的样子、本然。老子之所以用“赤子”、“朴”来形容“自然”,那是因为“赤子”乃人之初,而“朴”为未加工成器的木材,亦即未经雕饰、仍保持本来样子的木材。
      “道法自然”是说“道”效法其本来的样子、本来的状态。对此,老子用“无为”、“朴”来表述。他说:“道恒无为也”,这里的“恒”,春秋战国时期有两种形体,形别音异义殊,一读如“Héng”(上声),一读如“Gèng”(去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车同轨,书同文,读如“héng”之“恒”流传下来.读如“gèng”之“恒”不传。但楚简《老子》中所用之“恒”系演如“gèng”之“恒”。许慎认为,“古文恒从月,诗曰如月之恒”,亦即“恒”系会意字、表示月之上弦、下弦两种相互对立的涵义。老子所用正是其相対的、对立统一的引申义,目的在于阐述其对“道”和“无为”的辩证理解。依此分析,效法其本来样子的“道”的“恒无为”乃有为与无为的对立统一;“道”的“恒无名”乃有名与无名的对立统一。诚然,“恒无为”使我们更容易把握“自然”的意蕴它们是—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如要保持“自然”,就一定要“无为”相反,如果“为”,就必然不能保持“自然”。他又说:“化而欲作,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道恒无名,朴虽微,天地弗敢臣”。依上下文意分析,这里的“朴”皆指“道”。此外,老子还用“素”、“虚”、“中”等概念来阐述“自然”。总之,在老子思想中,“道”是一种状态,所以在谈到“道”的形成时,他说“有状混成”。
      老子通过对其生态智慧核心概念“道法自然”基本内涵的界定.水到渠成地揭示了它的基本特征。
      一是“混成”。此乃“道”的本质特征。即“道”是混沌的,是以其本来的样子为效法的。对此,人们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甚至,它本来就没有名称。对此老子论述颇多,如上文所引“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无名之朴”,“道恒无名。朴虽微,天地弗敢臣”。这些论述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就其本性而言,“道”是“无名”与“有名”的对立统一;另一方面,由于它效法自身本来的样子,整体“无名”,而人们又不得不谈论它,故不得己而勉强对它加以命名,于是有了 “道”、“大”、“朴”等名称。
      二是“寂寥”。河上公曰“寂者,无声音;寥者,空无形”。“寂寥”是说寂静无声,空廓无形。
      三是“独立”。“道”不受外物支配,绝对独立。在老子生态智慧中,“道”是高概念,在“道”之外,不存在任何别的权威,所以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接受其他权威的命令和支配,从而它是卓然独立、无牵无挂的,是一种绝对自由的存在物。
      四是“不改”,道”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决定了它只能是顺其自然,不因任何事物、任何理由改变自己的本态,这便是“道”之“不改”的特点。
      五是“柔弱”。“柔弱者,道之用也”。“道”这个特点是与其自然无为的特点相辅相成的。一种事物既然是自然无为的,他就不可能是刚强的;反之,一种刚强的事物不可能是自然无为的。
      可见,老子生态智慧是客观、中观、微观相契合,天道、人道、治道相统—, 以“道法自然”为核心,以“混成”、“寂寥”、“独立”、“不改”、“柔弱”为特征,主张自然无为,引导并顺应万物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化”、“自宾”、“自均安”、“自富”、“自正”、“自朴”,自发地达到生存和发展最佳状态的大智慧。
      2、生态智慧渊源流长的思想来源
      老子生态智慧上承中国古代先哲以及《易经》“与时偕行”、“顺天应时”的基本法则,具有深远的思想来源。
      总的说来,中国文化起自源始。《易经》以太极阴阳理论说明宇宙万物以及时间空间的统一性。太极者,阴阳未分,时间与空间合而为一。因时间与空间极其微小,不能形成立体的象数,而只能以二者浑然一体的太极为其标志。太极者,乃生生之始,成物之因,万象之法,宇宙之本也。“生生之谓易”,易之能生者,是有太极之故也。“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者是为阴阳之分。生生者,指时间之变,即时间尺度之变换;易者,指空间之化合,即空间之形象。万物生于时间与空间之变易,而且,万物的形象在时空中,又有形上与形下之别。时空合而分,是谓形下,生成有形之物;时空分而合,是谓形上,生成无形之道。“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这种时空的整体性、统一性、变易性,成为《易经》哲学的本体论,也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础。
      《易经》的这种于阴阳两两相对而又相互转化中,探索自然、社会、人类产生、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从整体的辩证思维方式上深深地影响着老子。尚中求和的和谐思维,在《易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具现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宇宙自然的宏观意义上,乾道刚健以生物,坤道柔顺以成物,宇宙整体是和谐而有序的。第二个层次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天地为自然,人为自然而生,又反过来体悟和确证自然。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因阴阳交融而和谐有序,生生不息,人道“仁义”德性伦常与天道阴阳、地道柔刚贯通一体,天地人圆成会通。此乃“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第三个层次,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亲附、聚合,高扬“同人”之道:在人个体自身,主张心身协调,倡导“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的君子平衡保全之策。
      具体说来,中国古代先哲以及《易经》基于“与时偕行”、“顺天应时”大法则所表述的人与自然和谐运行、共同发展的基本观点如下:
      一是强调万物一体。在中国古代先哲的眼中,世间万物是一体的,自然万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人类要以平等意识尊重自然万物的存在与个性。这表明了中国古代先哲己从宇宙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人类的意愿。万物一体的主张告诉人们,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的社会。
      二是强调生而不有。此与万物一体相关联,是中国古代先哲对天地产生万物而不占有万物的道德发现。先哲们认为高尚的道德在于繁生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帮助万物而不自恃有功,引导万物而不宰制它们。正是有这种高尚的道德,才保证了世间事物持续平衡发展。这一“生而不有”的主张揭示的是人类要顺应自然, 效法自然法则,对于自然的索取要适度,使自然资源既可利用,又可再生,可持续发展。如果强行占有,就会破坏生态平衡,出现生态环境的危机。
      三是强调曲成万物。指出天道与地道是相对峙而又相协调的,其协调是由人来作中介的。人作为天地的中介与协调者,既要顺应自然,又要对自然变化作出制约,加以引导,以曲成万物。这是中国古代先哲闪耀着超越时代智慧之光的生态意识。
      四是强调合而不同。西周末年的史伯告诉世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和十数以训百体……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在此,史伯用实例说明,多样的事物和因素组织融和,以他平他,就达到多样而统一,丰富而多彩;如果是完全相同的事物和因素组合,以同裨同,事物只能同一,就失去了多样性。其揭示的哲理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合而不同的主张,引导人们认识到世间万物多样性存在的意义:保护了事物的多样性,就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是强调大壮恒久。《易经》探索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久”和“大”,“大”在《周易·大壮卦》中有阐释:“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固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刚以动”就是发展,发展就大壮,发展大壮是自然变化的法则。“久”在《易经·恒卦》中有解说:“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成,圣人久于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这里所要揭示的道理是,只有“久”,才可以使人类社会持续发展。那么,怎样才能够达到“大”、 “久” ?《易经》指出了两个途径,其一是“九二贞吉,以中也。”其二是“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天下,不伤财,不害民。”综括说,就是具有中正的德性,效法天地,用制度节制人的无穷欲望,不造成对自然与人类的伤害,才能达到“大”和“久”的目标。《易经》还强调这是圣人之智、圣人之德、圣人之业。
      六是强调循环再生。中国古代先哲在资源的有续利用、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等方面,还研究了如何循环再生的问题。如在生物资源上,东周的管仲认为“山林菹泽草莱者,新蒸之所出,畜之所起。故使民来之,因此怜之”才能使生物资源物质循环再生。人与生物资源相处,要进行物质交换。进行物质交换不是强行占有,而是对自然作顺应与调适。先哲还告诉人们:“用文不掩尽群,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在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管仲提出了“因地制宜”、“地尽其利”的思想。根据这样的思想,先民在江河湖滩沼泽地开发土地不是填水,而是用沟洫法,并建立起完备的沟洫农业制度;开发山地时,不是平山,而是修筑梯田。在农业生产方面,先民利用先哲“上因天时,下尽地力,中用人力,是以 群生逐长,五谷藩殖”的自然循环主张创造出“桑基渔塘”的高效生态经营系统。循环再生的主张使中国古代物质再循环和资源的合理利用获得了科学性。
      综上,老子以“道法自然”为核心内容的生态智慧源于中国古代先哲尤其是 《易经》,以《易经》和古代先哲的基本观点及具体主张为源头,并在此基础上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终致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生态智慧的体系框架,界定了自然、人类、社会和谐相处,共谋发展,与时偕行的价值取向。
      二、生态智慧的积极影响
      老子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智慧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思维方式、价值定位的影响是无形的,它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内在构成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在进行价值定位和超越时的主流价值取向与标准。
      1、老子生态智慧的影响首先及于道家
       郭店竹简中重要的道家文献《太一生水》涉及到的因素非常全面、非常丰富。既有本体(太一),又有现象(水、天地等);既有精神因素(神明),又有物质因素(水、天地等);既有时间因素(四时、岁),又有空间因素(天地);既有自然界的性质(阴阳),又有自然界的状态(冷热、湿燥)。它认为“太一”存在于水中,并在时间的长河中运行,这种思维方法乃受老子“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的启发。在老子看来,道存在于天下万物之中,而在《太一生水》 看来,太一存在于水中。二者都是在谈最高形上实体的存在方式。《太一生水》的作者认为,太一的运行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周而复始”,二是“一缺一盈”。前者直接来自老子的“天道员员,各复其根”、“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的“恒道”论。后者则来自作者本人对一些自然现象或者说“天道”(如月亮的盈缺变化)的观察。关于太一与万物的关系,《太一生水》也谈了两点。一是“以己为天下母”,这是说太一为万物的创生者,取自老子的“(道)可以为天下母” 之说。二是“以己为万物经”,这是说太一为万物之大法,取自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论。以上诸点,皆为太一恒常不变之本性。故作者称:“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厘,阴阳之所不能成”。太一的这种特性,类似于老子之道的“独立不改”。
      《太一生水》作为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道家文献,它所反映出的与老子学说血脉相依的关系,充分证明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对道家学说及其思维方式、价值标准的深刻影响。
      2、老子生态智慧的影响其次及于中国传统文化
      究其实质,老子生态智慧作为对中国古代诸学说之精华的集大成,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及其以降诸学说之源,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价值观的根在老子那里。欧洲中世纪重农学说创始人魁奈在《自然法则》一书中曾说:“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所有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例外”。斯言诚是。受老子生态智慧影响,中国人形成了整体统一的宇宙观,以这种宇宙观观照世间万物,皆是有情、有义、有生命的体现。天地含情,万物化生。人与天地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天赖人以成,人赖天以久,正因如此,整个宇宙的大化流行才得以实现。
      老子以降的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自然宇宙的生命情感具有和人类—样的诚明之德。“诚者,天之道”,“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天地自然把自己至善至美的道德价值赋予人类,人类又可以通过善性的道德修养去领悟自然宇宙之真谛。这个真谛即是天道、地道,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自然法则、自然规律。认识了这种法则和规律,即如庄子所说“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达到精神境界的至高无尚,在自然宇宙中“逍遥遨游”。或如孔子所说的“知天命”,达到对天地自然和人生的大彻大悟。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短暂的,而自然宇宙的生命则是无限的、持久的,要使人的生命趋于完善和伟大,就必须和宇宙生命相联系、相融通,从大自然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古之圣人并非天生伟大,只是因为他们能够“法象天地,赞天地之化育”,能够“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伏羲氏所以能王天下,就是因为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懂得自然宇宙必变、所变、不变之大法则,掌握了自己知变、应变、适变的本领,做到了“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所以才成为不朽的圣人。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强调“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和谐”。人们爱莲,是因莲有出污泥而不染的纯洁德性。孔子观水,而产生“逝者如斯夫”的人生感叹。苏轼观竹,有“其身与竹化”之联想。李白观月,有“低头思故乡”之意念,等等。这些都是天人感应意境的体验。
      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历代诗歌、绘画的影响尤为突出。寄情山水,向往田园风光,崇尚大自然之美的作品举目皆是。人们从中体察造物主之生意,领略自然宇宙的生物气象,得到大自然的仁爱,“与天地同流,与万化同归”(孟子语),“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屈原语)使人的精神境界达到出神入化,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更加完善和完美。
      人与自然能和谐相处,人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主动的、积极的。因为在“天——地——人”这个整体宇宙系统中,人居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人与天地既鼎足而立,又与天地合而为一,既受天地自然的制约,又有驾驭、统领、管理天地自然的本领。人能够统合天地,弥合天地自然之不足。
      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大自然的创造力,不是盲目性的、不是功利性的、不是强制性的、不是破坏性的,而是“顺天应时”的。即通过对天地自然规律的体认和把握,加以巧妙的开发和利用。荀子强调做事要“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周礼•考工记》则认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这个“巧”字,就包含着人类的智慧,或者说早期的科学技术,中国人做事向来 强调天时、地利、人和,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重视人的积极因素,如是,则可“事半功倍”、“巧夺天工”。
      由上述基本观点出发,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自然价值取向:
      —是从对大自然的和谐观念出发,引出对大自然的亲近、友好、爱护之情。 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观念己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结构的重要一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中,山林是文人士子最重要的精神家园。陶渊明所描绘的桃花源己经溶入中国人的精神谱系中,成为后世文人一个挥之不去的梦影。高官巨贾也好,文人骚客也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始终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向往。宦海沉浮,名利得失,世事荣辱,人情悲欢,原不过是过眼烟云。只有在山林的啸声中,疲惫的心灵才得以慰藉;只有在田园的翠色里,紧张的精神才可能松驰。“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所以,范蠡功成后即归隐山林,泛舟于西湖;王维位居右丞,还是常常“怅然吟式微;”苏轼文坛泰斗,官至翰林,却也时时想“江海寄余生”;就连壮怀激烈的岳飞,也流露出“痛饮黄龙”后解甲归田的意愿。
       二是由对大自然的热爱又进一步推及到保护大自然。懦家的仁爱,是待人与接物的统一。由仁爱而引发的社会管理原则和处世准则,基点在于保障人事的和谐,进而推及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保障大自然内部的和谐。如荀子提出的“群道原则”即包含人、自然及人与自然之间一个方面的和谐平衡,他说:“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善群”就是善治,“群道当”就是治理有方。同时,荀子又主张对大自然的取用要和养护相结合,建立合理的生态结构,要畜养杀伐不失其时,注意保护自然资源,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只有保障人与自然资源之间两者相持而长,才能使“相食养者不可胜数”,“固有余足以食人矣”。
      保护生态平衡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尤为突出。如农业的撂荒、休闲、轮作等,都是用养结合,维护农业生态平衡的重要措施。中国历代王朝,都注意防止滥捕、滥伐、滥杀。据《礼记•月令》记载,每年的春季,当草木繁茂生长之时,政府都采取“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竭川泽,无漉陂地,无焚山林”等项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在中国的传统中,植树造林,修桥补路,一向受到人们的赞扬,大力提倡。历代政治家也都注意植树造林,如汉宣帝时渤海太守龚遂劝民农桑,三国时魏郡太守郑浑令百姓植树为篱,北魏孝文帝《均田令》中对植树的具体规定,明代朱元璋令屯边军士每人植桑百株,近代孙中山更是大力倡导植树造林,至今我们仍把孙中山逝世的3月12日定为植树节。
      三是在人与自然和谐观念下形成了有着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超然卓识的财富意识。在中国人看来,财用出于山川,百物生于大地,大自然所提供的一切,包括山川、河流、海洋、草原、森林、空气、阳光等,即现代人讲的整个生态环境,都是宝贵的财富,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大自然默默地为人类提供着丰富的生存资料,具有奉献者的美德,我们怎能再去贪得无厌地掠夺呢?至于人们通过各种手段聚敛的钱财,与大自然所拥有的巨大财富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不值得去贪婪地追求,因为那样不但损害人的美德,而且也妨碍了自然生命的完善。所以,中国人向来崇尚节检,反对奢侈浪费。这种民族性格应该说是中华民族基于对自然财富的价值取向而形成的一种高度的、超越现实物质享受的民族自觉,是对大自然的深层次的文化认同。这种自觉和认同把物质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发达、社会的发展,都置于人与 自然持久和谐、共同增长、共同丰富、共同完善的原则下,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长期存在的“均平”思想,不单指人间分配的均平,应当还有更深层次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均平,强调人对自然财富的取用要有节制,要与自然财富的增长相适应,以达到人与自然同步、和谐、持久地共増长。
       四是中国人对科学的价值判断来自对自然的价值取向。中国人认为,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在于体认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在于把握人在天地自然中的地位、作用和命运,在于完善人的心灵,也在于完善自然生命,更在于人与自然的持久和谐。如中国的天文学,目的在于体认天的客观规律,使人更好地适应之;农学则在于认识地理及四时的变化规律,人们适时地运用这个规律,使万物得以繁盛,这一方面丰富了自然生命,另一方面也为人类自身生命的丰富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至于中医学,更是把个人小宇宙和整体大宇宙相联系,调整人体与自然的错位,找到医治的方法,寻求养生之道。同时,中国很早就注意到了科技的负效应问题。道家的返朴归真思想,庄子提出丢掉功利意识,不为物质所役的思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科学技术的反动。它是世界上最早体察和预见到科技负效应的理论,只不过是一种早熟的、超前的理论。但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才智,有其合理的内核,对净化人生、防止科技的非伦理化有着深刻的启示。
       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追求是真善美,但在追求中又有各自民族的特点。中华民族总的来讲,是追求善美真,把善放在第一位。善的涵义不单在于人间的善,还在于自然生命的本善,更在于深层次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善。因此,善是最博大的、涵盖一切的。科技发展的最高价值判断,只能是善。吸取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的精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把善作为科技发展的最高价值判断标准的。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也体现了整个人类对自身命运和自然命运的终极关怀。
       3、老子生态智慧的影响还穿越时空,及于域外
       老子生态智慧作为一种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天人相通为特点的整体思维方式,已穿透历史的重重帷幕,跨过时空局限,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旨在重新确立人与自然新关系的关于自然价值观或宇宙观的革命。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家园观念同样是以自然环境做底子的,生态学Ecology 一词本就是从希腊语词根“Oikos”(家园、住所)演变而来。彼得大帝在圣彼得堡的冬宫,由于地处市区,无法像他的夏宫那样遍植大树,或许仅仅是由于离不开树木的原因,竞把整个屋顶装成绿色,远远望去,特别是从高处往下看,宛如一片森林.由此看来,在人类的精神殿堂里,从来不缺乏大自然的位置,人类或许从一开始,就知道绿色是生命的颜色。圣雄甘地说:“地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地球满足不了人类的贪欲”。在人类追求更丰裕的物质生活的过程中,在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森林锐减、物种灭绝、沙漠蔓延、干旱频繁、水源污染、酸雨肆虐、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加剧,人类有史以来从未遭受过大自然这样无情的报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对大自然的每一个胜利,都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严酷的现实促使西方的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中国,投向中国以老子“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智慧为基准的传统文明。
       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考察了中西文化之后,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适应;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则是对世界的合理宰割。应该说,中国文化的自然价值取向,对当代的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是适应的,因而是合理的;西方文化的自然价值取向,对世界的宰割,特别是对大自然的宰割是确实的,因而是不合理的。英国当代生态学家爱德华·戈德史密斯把人类对大自然功利性的宰割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由于这场战争,“大自然在崩溃、在衰亡,其速度之快以至让这种趋势继续发展,自然界将很快失去供养人类生存的能力”、当代芬兰学者佩克·库西则从另一个视角指出,人类已被失去理性的发展信念冲昏头脑。以铁面无情的竞争为主宰的统一市场经济,把我们绞入了它那庞大机械的齿轮之中,于是我们隐入了最冷酷的文明漩涡里。
      沉痛的反思伴随着观念的转换。在西方,人与自然的关系被重新评估与认识,征服自然的观念正被守护自然的观念所矫正,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传统正为人与自然相协调的意识所取代。同样是在20世纪,以柏格森、怀海德为代表的生命哲学,第一次提出了自然宇宙是有生命的有机体的观念,到了20世纪20年代,阿尔贝特·史怀泽提出了 “敬畏生命”的哲学观念,突破了“人类中心论”的局限,给了地球上一切生灵以平等的生存地位。此后,在30年代,莱奥波尔德又提出了大地伦理思想,对人类给地球带来的污染与破坏提出了警告。由于这些文化成就,一场以保护自然为主调的“生态伦理”运动在西方渐渐兴起。为此,在老子提出“道法自然”、人在自然界面前应“无为而无不为”两千多年后的1972年,以研究与解决“人类问题复合体”为己任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它的第一份报告《増长的极限》,提出令世人震惊的“世界末日模型”,猛烈抨击了向大自然无节制索取、人与自然对立的传统增长观念,把环境保护观念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髙度。到了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兰特夫人在一份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五年后,全世界100多位国家首脑和政要云集巴西里约热内卢,第一次给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 发展较均衡的考虑,给了当代人、人类子孙以及地球上一切生物物种的利益公平的地位。这一新的动向表明,一个从破坏自然回归到保护自然的新理念渐成共识,人类也将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进入到生态文明的新阶段。
      正是上述大背景,促使人们在进入21世纪之后,相当强烈地意识到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如何学会使自己的基本功能与伟大的自然进程相适应,完全取决于人类是否能够建立起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于是,人们对老子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智慧价值取向所张扬的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价值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物理学之道》一书的作者弗·卡普拉认为,东方哲学有机的、生态的世界观,无疑是中国文化最近在西方,特别是在青年中被推崇的重要原因。因为在我们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机械的、局部性的世界观。他甚至声称,西方能否真正地吸收东方的有机哲学,以突破西方机械世界观的框架及其文化构成,是一场关系到西方文明能否生存下去的真实意义上的文化革命。
       西方学者的宇宙生成理论与老子关于“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宇宙创生思路颇多暗合共通之处。就宇宙起源而言,老子所提出的“道”,与当代英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霍金在阐述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时所运用的“奇点”概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霍金认为,宇宙在“奇点”处发生大爆炸,在初始的几秒钟内,生出诸种基本粒子,然后无限膨胀,生出宇宙万物,然后才有各种星体包括地球,然后才有地球上的各种生命存在包括万物灵长——人类。这与老子的“道”是超越万有的自然自在者,道的自然运行,产生了天地乃至于万物的观点何其相似。霍金还认为,茫无际涯的宇宙天体就时、空而言,有始点(奇点),也有终点即坍塌收缩后仍归于奇点,并开始新一轮漫长的循环。他在宏观层面对宇宙演化的阐释,颇得老子“天道员员’各复其根”、“反也者’道动也”之真传。霍金20世纪的1988年在其首版的代表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中所阐释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与老子在2500多年前所提出的“道法自然”的天才命题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代老子的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智慧与当代霍金对 宏观世界的科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一次穿透时空的、瑰丽的共鸣,并由此引发了理论物理学和人们宇宙观划时代的革命。无怪乎霍金对中国心向往之,在21世纪初年来中国访问时,以巨大的热情和忘我的精神向中国的同道和大学生们展示了神奇超凡的科学理性的力量并引起轰动,在中国引发了一场“霍金热”。谁又能说,这一迄今传遍全球、持久不断的“霍金热”,其热源不在中国的老子及其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智慧那里?事实上,从哲学层面上说,老子思想比西方霍金等学者更进一步。老子认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有生于无”,世界是从“无”开始的,而西方哲学和科学则认为世界是从“基本粒子”,从“有”开始的。
      综上,崇尚自然主义的老子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智慧最能代表“从 来不把人和自然分开”的古老传统。这种传统虽然同儒家思想一样都主张“天人合一”,但不同的是,它并不认为人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从来不主张对自然界“物畜而制之”,而是把人看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老子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智慧所宣扬的对待自然的这样一种态度,对于当今人类保护环境的主题思想和走可持续的全面协调的发展之路,以及建设生态文明, 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广泛的应用价值。
       三、老子生态智慧的借鉴价值
       老子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智慧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当代人类面临着诸多问題,最深层、最根本、最迫切痛要解决的问题在于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协调,而老子“道法自然”生态智慧所提供的基本思路,为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这正是其卓越的借鉴价值之所在。
      1、老子生态智慧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关系的指路明灯
      人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是集中体现在人的发展上,如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提高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等等。但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成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子生态智慧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关系有着充分的认识和细致的阐释。他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在本源上是相同的,自然与人类也是平等的关系,正如庄子所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因此老子主张,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的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自然地得到发展,而不横加干涉;人类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存,就应与天地万物保持和谐。这样,才不致于扼杀宇宙的生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对自然界过分掠夺,势必最终危害人类自身。老子以及道家还把万物是否“皆得生息”,也就是环境是否处于自然状态看做是否富足的标志,“天以万物悉生出为富足”,非常强调保护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应该说,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进行过分掠夺而没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造成的,它正在破坏着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平衡发展的辩证关系。要化解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矛盾状态,维护生态平衡,解决人类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当然要依靠今天的高科技手段,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老子生态智慧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利用价值。老子关于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理念不失为一盏指路明灯。
      2、老子生态智慧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基石
      无论是以一代哲人海德格尔“诗意地居住”为重要内容的生态伦理学,抑或是作为可持续发展中介的环境伦理观,还是当前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目标,它们都是吸取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之精华并以之为理论基石的。
      当人类为享有工业文明带来的繁荣和富足而自我陶醉的时候,海德格尔冷静地看到了文明背后的危机。为消解人类的生存困境,海氏提出了 “诗意地居住” 的理想境界,其思想的先锋性,在于为人类正视生态危机、生存危机发出了必要的警报。面对环境的日益恶化,他提出“居住”的概念,认为“居住”是指人作为短暂者存在于大地上。从这里出发,他指出:“居住设立于和平,意味着和平地处于自由,保护和守护着每一事物本性的自由领域之中。居住的基本特性就是这种保护和保存,它充分地体现在居住的整个范围。一旦我们深思到人类存在于居住,而且短暂者居于大地上的居住意义时,这一范围便向我们显示了自身。”海氏以哲人的敏锐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满怀焦虑心态试图纠正人类自己设下的误区。在他看来,人类反自然的结果只能是自食恶果,要想达到和谐(居住的理想境界),就必须终止人对自然的功利行为,换言之,人类应该用自己的聪明智慧避免自然界进化链条上的断裂,通过和解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境界。具体地讲,这就是他面向文学,从诗人荷尔多林那里获得灵感,提出的“诗意地居住”的理想境界。要达到海氏“诗意地居住”的理想境界,人类就要有勇气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向度,向客观向度靠拢。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将人的价值向度由向自然索取,转化为平等存在的客观向度,通过取消人对自然的主宰意识,将自然视为平等对话与交流的伙伴,进而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价值实现改造为人类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不能离开自然而发展的价值理念。亦即短暂者(人类)在大地上居住时,应淡化功利,向非功利靠拢,将人类文明的创造与观照自然界的生存方式结合起来,以协调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方式。
      环境伦理观是可持续发展的中介。它是由老子的生态智慧到生态文明再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只有人人皆牢固树立环境伦理观,才能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下,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建构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使人在进行自己的行为时,会发自内心地自觉考虑和顾及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社会、后人和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实现这几者的和谐互惠共生为目的的。环境伦理观的产生将伦理学的视野从人与人之间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不仅丰富了伦理学的基本思想,而且扩大了人的责任范围,为人类重新认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尺度。人的一举一动被放到了人——社会——自然这一大的坐标系之中,使得人能够逐渐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多面整体的认识和把握,对人类行为可能给自然界造成的多种结果进行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对人类所应承担的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进行整体认识和把握,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使人们有一种全新的环境道德观,以此来约束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
       由老子“道法自然”生态智慧,到当代倡导建设生态文明,标志着中华民族在认识自身与自然界关系上的一次重大的质的飞跃。生态文明观念既是对老子以降中国古代文明观念精华的吸取,又是站在21世纪全人类面临生态不平衡诸多挑战的视角,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表明了中华民族在这个问题上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从传统工业文明向新的生态文明转变,是一场文明革命。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是进化与分化的统一。新的文明形态问世并不完全消灭旧的文明形态,而是以新文明对旧文明的改造并使之成为新文明的要素、因子。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新文明取代旧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场革命,它要求改变目前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形成新型的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等一系列生态产业;要求改变不平等的充满生存斗争的社会关系,形成理性的平等合作的社会关系;要求改变物质性的无限膨胀人的物质欲望的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形成有助于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可见,生态文明的崛起将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是一场人类文明史的伟大创新运动。中华民族应该在这场新文明革命中有所作为,将最伟大的创新成果奉献给全人类。
      3、老子生态智慧是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生态化转变的价值准则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大实践中,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实现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特别是人的思想观念的生态化转变,而老子“道法自然”生态智慧则为实现这种转变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
       一是变人在自然界之上为人在自然界之中。人类一诞生,就被置于与自然界对立的位置上,受自然界奴役;与此同时,人作为万物之灵,又以其特有的能动性开始了改造自然的历史,其能力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尺度。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凯歌声中,不仅能严格控制其他生物,亦能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改造自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引为自豪的奇迹。人类由过去畏惧和服从自然变得凌驾于自然之上。然而,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其惨遭破坏的身体不断对人类进行报复,以一种新的存在更为深远地影响和制约着人类。事实表明,不管人类的能力有多大,毕竟还是在自然界之中,是自然的一部分,靠自然界生活。为此,应从根本上端正人对自身及其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变人在自然界之上为人在自然界之中,以自然界一分子的身份来审视人类的活动及其结果。
       二是变生产仅为生存服务为既为生存更为提升人服务。迄今为止,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生存服务的。然而,生产不仅仅是为了人的生存。西方工业社会极大地提高了人的生产能力,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人的生存却陷于严重的内外困境之中。事实提醒人们,人类不仅要改造自然,同时要改造人类;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既要为生存服务,更要为改造人、提升人服务。环境严重恶化的负效应要求突破生产只为满足生存需要的狭隘眼界,走上为改造人、提升人服务的新道路。这样,人与自然相一致的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等新兴产业才能应运而生,一个环境优美的新世界才会到来,进而有助于人的改造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是变为生存服务的本能文化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文化。人是动物性加文化性的统一体。动物性是人先天就有的,文化性才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正是语言、工具等文化创造使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不断发展的文化改造和提升着人。然而,迄今为止,物质生产及消费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由此制约乃至决定着人类文化本质上仍是为生存服务的物质型文化(本能文化)。一味追求消费享乐,无限膨胀人的动物性,导致了西方学者所痛心疾首的“五个消失”:理想消失、真理消失、正义消失、尊严消失、价值消失。一言以蔽之,人的文化性丧失,人性应有的品质丧失。弗洛姆指出:“食欲是与生俱来的肉体机能,而内在的良心则需要人和原则的指导,这只有靠文化的进步来促进。”所谓“靠文化的进步来促进”,最根本的是要变革为人类生存服务的本能文化,代之以张扬人性,充实心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文化。
      综上,老子以“道法自然”为核心内容的生态智慧所折射出的时代价值是全方位、多侧面、多层次的,正是这种全面性,反映出老子思想家、哲学家、大哲人的大智慧。我们在由衷地赞叹钦佩之余,应当悉心借鉴、大力弘扬老子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智慧及其独特的价值取向之精华,调动人们接受生态文明理念、实践生态文明理念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热情,进而掀起波澜壮阔的生态文明建设热潮,促使老子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智慧之树结出丰硕的生态文明建设之果,做出理应由老子的后代子孙和中华民族做出的,无愧于伟大时代、无愧于全人类的新贡献!

 (作者系老子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件作品为老子道学研究会官网原创稿件,任何经营性媒体、书刊、杂志、网站或个人未经本站授权不得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表。如获转载授权必须注明“来源: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网”, 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微信官方公众号”

\

   人